权威来自理性，来自睿智，来自规范，来自信誉。
将人格权看作积极请求权(不同于停止侵害等请求权)则意味着，某人的人格权未受到侵犯他也有权要求相关当事人积极作为，如告知病情和医疗方法，返还病历，告知生父的情况，告知本人档案袋中写了什么，因为只有满足了这些请求才使人的尊严权──完善的人的要求──得以实现。人格权的这两种性质类似于规则与原则的性质，一般上，规则有一个底线，原则讲究境界，只能接近，难以达到。
两相比较，笔者倾向采其一，这易于界定何谓人格，省去了对人格再作解释之烦。但从制度设立上看，一般人格权(DasallgemeinePersönalichkeitsrecht)仅是德国人的首创。个人利益指对个人的好处，这种好处并非全是可客观测度的，还具有主观评价性，受权利人的价值观影响。因此，人不能例如处分生命，让渡尊严。也只有如此，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各种人权才有一个正当的前提或坚实的基础，光援引天赋或自然权利理论，以为可解决人的主体地位，未免过于抬高理论的意义。
如果要在正面意义上界定，尊严权则指在人的社会资格上的权利，失去了它，人将不人。而名誉权、荣誉权、私生活权或隐私权因利益的载体的内在性和主观评价性，致使它们是否受到侵害，严重依赖于对何谓名誉、荣誉、私生活或隐私的主观评价，如个人的婚姻、收入状况，在某些人看来，它们为个人隐私，打听便为侵害，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义务和‘权利是对应的术语。
在这些国家，理论上漠视权力，将权力看作权利的后果之一，是造成权利的体量虚增，权力真实巨大的体量被掩盖，很不利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要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看相应内容是否具有法律强制性，或看其归属于个人还是公共机关，都只能作为区分的参考。中国当代语义分析法理学的成长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于1949年以来的情况，应该说是苏联法学一度居主导地位，但苏联法学在基本范畴方面并没有不同于欧美情况，作者认为，权利体系可以划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利和私权利——引者说明)。
所谓相反，指的是义务为损失、消耗、负数，权利或权力为获得、增殖、正数，如此等等。但如果前人错误、片面、浅显，那他们的研究状况就必然很糟糕。
本文以笔者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为基础，但表述的是笔者近五年来反思英美分析法学影响当代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的一些新认识和新结论。(三)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区分权利与权力，以及特惠、豁免等词语的含义，都是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较表面的现象，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内容，因而实际上从来没有区分清楚，也不可能区分清楚。实际上，语义分析法理学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争得了优势地位。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是在陈述实在法时所使用并且同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密切联系着的另一个一般概念。
一般来说，制宪、修宪、立法过程分配利益和财产的特点突出一些，实施宪法、法律，包括合宪性审查，则主要是保障宪法、法律规定的利益、财产分配方案得到严格有效的落实。考虑到此点，我们也有理由把这种法学理论称之为法权中心说。在经历了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三十多年后，中国自1949年以来总体上实行以国有制为主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府管制性计划经济，权力的地位和作用仍然远胜于权利。权这个概念的外延，也可以分解为法权加上剩余权。
法权中的fa(法)的汉语本义是jural 或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意思。或许有人说，权力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运用派生的，所以特别强调权利，不那么重视权力。
当时，争论转到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上来。但美中不足的是，细看中国居主流地位的语义分析法理学的基本学术路径，让人感到它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的自主创新明显不足，吸收英美20世纪以来的法学新成果也不多。
【关键词】 实践法理学。中国当代语义分析法理学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过程与文革浩劫后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恢复历程高度重合。但在制定宪法之后，个人把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国家机构，形成法律权力后，其自己保留的部分因而也成为个人的法律权利，其中由宪法强调或确认、国家承担保障义务的部分叫做基本权利。所以，法学概念或范畴体系不是自发自为自我运动的，人们也不应就它们本身的状况来评价它们。{3}164这个体系的学理之根在欧美，不在中国。约20年前，笔者曾一度投入较多力量，主要围绕法的重心何在这个核心课题展开研究，相继发表了若干篇论文[2]。
在这一研究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 · L ·奥斯丁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法律上的人(按定义来说，他是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的主体)的概念，符合一种想象，需要一个权利与义务持有者。
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法律存在形式，以国家或国家机关等政权组织掌控的财产为其物质承担者。法律生活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应当都是绝对值相等而利益内容、财产内容相反的。
在法学领域，概念与名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概念需用名词来表述，但并非用于指代现象或事物的名词都适合做法学概念。{5}显然，这就减少了法学研究的分析变量，让复杂的术语体系得到了简化，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其价值对用英文表达的人们和用中文表达的人们来说基本相同。
需要说明，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同与权力相对应的义务，因为主体的不同而形式上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实质上即社会经济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政府等公共机构及其官员享有的法律权力、公共职能、公共权威、权限，以及担任公职者享有的特权、特惠和豁免等法现象。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已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里的义务，主要指与法权相对称和对应的义务，不包括道德义务等法外义务。
法学家应从法律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中寻找法学概念起源、运动和变迁的动力，还应以概念或范畴体系是否能够准确、能动地反映各种法律生活事实及其内外联系为标准来评价它们的优劣。到2010年之后，新语义分析法理学近乎形成了中国主流的法律学说。
因此，我们还得加进一个法(或法律)的概念，作为实践法理学的范畴体系中的第7个基本范畴。2014年以来，笔者再次投入较多时间研究英美语义分析法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下初步构建了一种可统一解释私法、公法和根本法现象[3]的一般理论[4]。
回顾国外法学对中国的影响，以1949年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欧美法学在中国的法学的新东西，仍然不过是从西方承继的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制定和实施法律之目的，不仅在于合理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运用行为，亦应促进法权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增殖。
对特定少数人的权力，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力。而这个解说的方式和过程，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执政党政策的认同，如此等等。做法学研究不能光为现有的法理学评功论好，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本文不得不用更多的篇幅来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的缺憾和弥补这些缺憾的努力。以美国宪法文本为例，其中尽管也能找到duty、 obligation、 liability等词语，但都不是在政府responsibility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的关税和债务。
他们的学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即看到其联系的，但实质上，这些学说确在后来为这些人所取法，他们主张：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本身的一种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二是依托、服务于执政党关于现阶段国家根本任务的定位和各种政策性主张，努力从一般原理上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律秩序建设。
法律关系是权利和义务的一种连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一般通过确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其治理目的。
同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相比，新的语义分析法理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在解释法现象过程中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法律、权利、义务的学说。所以，本文讨论中国法现象解释体系的成就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着眼于其第三层次即解释法现象并试图用法的一般原理引导法律生活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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